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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炀帝时期从京杭运河的开凿入手浅析经济重心的由北向南转移

时间:2024-06-15 06:34 来源:未知 作者:admin 点击:

  隋朝与唐朝之所以被人们习惯地称之为“隋唐时期”,是因为隋朝存在的时间太短,仅有短短的38年,然而,隋朝的建立和衰落,却为之后唐朝的鼎盛埋下了根基。

  隋朝之前,长达三百多年的乱世一直持续着,尤其是到了南北朝时期,可以说,这是中国历史上最长的乱世,南北朝对峙的时间长达一百多年,此间南北朝各自为政,分别更替了不同的朝代。

  《三国演义》中有云:“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南北朝时期,中国的南方与北方仍然处于分裂的状态,内地有多方势力,却无一方势力能够统治中国。而就在北朝末年,一位伟大的人物,隋文帝杨坚以自己突出的政治、军事才能,迅速平定了南北方的战乱尊龙人生就是搏,实现了一统天下的封建王朝。

  在隋朝统一中国后,杨广即位时,作出了一个关键的举措——兴建京杭大运河。杨广之所以要修建大运河尊龙人生就是搏,自然有他的道理,但是,民间却一直流传着杨广好南下求美人,兴建大运河不过是满足自己对南方窈窕淑女的渴求。然而,事实果真如此吗?

  京杭大运河与万里长城齐名,被称之为中国古代最伟大的两项工程之一。为了兴建大运河,杨广耗费了巨额的国财,这些经费大部分都来自鱼肉百姓。京杭大运河,成为了当时南北方交流的纽带,贯通了中国南北之动脉,促进了古代交通发展,却也为隋炀帝埋下了祸根。

  在前文我们了解到,隋朝之前,南北方尚处于割裂的状态,而彼时,经济重心不断地从北方向南方移动,那么,为何南北朝时期的经济重心会由北方转向南方呢?从杨广兴建京杭大运河入手,我们可以做一番分析。

  东汉末年,北方战事连连,虽然北方势力较强,曹操大军占据了主要的地位,但是,就连曹操这样杀人不眨眼的人,在面对战乱时也不忍感叹:“白骨露於野,千里无鸡鸣。”不论是何方势力占优,战乱连累的都是百姓。

  在战争频发的北方,百姓流离失所,横尸遍野,实在不是过日子的地方。于是,大批的难民都开始向南寻找活路尊龙人生就是搏。到了西晋永嘉之乱时期,五胡乱华,生灵涂炭,南迁的流行再次爆发,长江中下游得到了迅速的发展。

  虽然北方的经济实力强于南方,却连连战乱,劳动力都流失到了南方,久而久之,生产力必定下降,造成了经济的损失。与此同时,南迁的人民发明了先进的生产工具,带来了先进的农耕技术,越来越多的人愿意迁移到南方生活。

  再观隋朝之后,唐朝因安史之乱爆发政乱,北方再次陷入了无休止的战争,此次政变促使了第二次大南迁运动,到了宋朝时,南方的经济已经占据了绝对的优势,当时还有“苏湖熟,天下足”的美话,足见江南一带的经济发展甚好。由此来看,隋朝更像是一个过渡时期,加速了南方经济走向繁荣。

  既然中国经济重心南移是北方长久的战乱所导致,那么,杨广修建了沟通南北方的京杭大运河,自然有许多的作用。千百年来,民间对京杭大运河的作用一直存在着争论和质疑。《隋史遗文》就批评道,隋炀帝修建京杭大运河对后世确是有好处。

  在修建完京杭大运河后,隋炀帝曾先后三次到江苏扬州巡游,大张旗鼓,浩浩荡荡,最后还死在了扬州。这不免惹人非议,杨广兴建大运河,难道就是为了图乐?

  综合之前京杭大运河对南北方的影响,显然可以得出,所谓隋炀帝修建运河是出于一己私欲,其实是不公正、不客观的。除了民间这种说法,更为人们普遍接受的说法有“交通说”、“经济说”、“政治论”、“军事论”等。其实,这几种说法不过是从各自的角度交代京杭大运河对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的影响罢了。

  南北朝经济重心南移,从生产力的角度我们也可以略知一二。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男耕女织”一直是古人所认为的理想生活方式,男女各司其职的生产方式由来已久,也确实让封建时代的人民百姓得到了充裕的生活。

  在南北朝时期,中国北方的农业人才存在很大的空缺,从事农业的人口也严重缺乏,一家人几乎都要从事农耕劳动,这又造成了手工业的落后。生产力的缺陷让北方的手工业、农业面临严重威胁,饥荒灾难频发。

  而在南朝,战乱并没有北方那么多,南朝的百姓没有赋税的压力,更没有面临饥荒的灾难,女性能够从事手工业的相关劳作尊龙人生就是搏,而男性耕作的产量足矣,渐渐地,江南一带成为了中国最大的产丝之地,棉麻也成为了当地的盛产。

  除了粮食、丝绸棉花产量远超北朝外,例如冶金、陶艺、造纸等制造工业,南朝的发展也逐渐赶超了北朝,当时的商品甚至远销海外。

  南北朝时期,经济重心南移已成定局,而京杭大运河方便了南北方的交通,自然就带动了南北方的经济,使南北方经济更加平衡。

  从政治上来看,开凿大运河的目的是隋炀帝为了加强中央集权统治,这与大运河在春秋战国时期初建的目的是一样的。

  南北朝时期形成的经济重心南移,使隋朝初期的经济局面带来了稳定向好的发展,与此同时,京杭大运河的开凿,却也促使当时的隋朝走向灭亡。

  由此可见,国家的富强依赖于生产力水平,生产力水平又依赖于生产条件,而立足于民生,才是治国之根本,纵使经济重心如何变动,都万变不离其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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